“大二的課件，老師現在又拿出來講一遍。其實好好備一次課也挺省事的。”就讀于某985高校新聞學院研究生一年級的章林忍不住在朋友圈“吐了槽”。
從本科“直升”同校同院讀研，章林在課堂上邂逅的老師多是熟悉面孔。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在研一下學期一門與大二名稱相近的課上，曾教過章林的老師直接“甩”出了原版課件，他只得硬著頭皮又聽了一遍。“那些案例早都過時了。”章林說。
在大學老師傳道授業解惑的“江湖”里，學生對老師的反饋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還可以，一般般”，是最為平常但也勉強及格的答案;“精彩絕倫，學到了很多東西”實屬可遇而不可求;而另一種比較普遍的情況是，老師的科研能力和知識水平也許很高，但一講起課，卻遭到學生的頻頻拍磚——“講得太爛了”。
很多老師也有這種焦慮。“大學老師如何才能講好一門課?”這個問題被寫在了知乎上，吸引了8400多人關注，最高票數的答案已經達到2.1萬個贊。
“你就是個小鎖匠，你的工作就是打開一扇門，孩子們自己會選擇的：進去晃悠晃悠，或安心坐在門口。”作者梁邊妖在這個最高贊同的答案里說道。
講好課怎么成了老師的噩夢
告別講臺已好幾年的april li，在知乎的問題下坦承，她時不時就做噩夢：“學生在夢中嚴肅地說，老師你講的我們在網上都查得到，為啥要來上你的課?”
這樣“提心吊膽”的經歷，不少老師都有過。在大學的課堂上，老師往往面臨著多重壓力：教務要對自己考核，有了評教系統之后，學生意見權重增加。除了正規“打分”以外，其他“顯而易見”的反饋也不少——比如，選課的人是爆滿還是寥寥無幾;教室空出的位子前排多還是后排多;學生選擇抬頭聽講還是更愿意齊刷刷地埋頭玩手機?
即使在中國的頂尖學府北京大學，肖炎每學期都會遇到這樣的老師——幾個學期開同一門課，PPT常年不換，照本宣科地朗讀，沒有太多板書，所出的試題里甚至經常“照搬”往年原題。
每當身臨這樣的課，肖炎和許多同學一樣選擇不聽講。
“雖說大學主要靠個人的自覺性，但一個課講得好又能教給學生生活技巧和生活體驗的老師更重要。”天津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的本科生林曦表示。吉林大學政治學專業的研究生陳哲也說，“很多課程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老師的魅力和情懷”。
“課越來越難講反映的是老師的一種心態，因為現在知識更新速度越來越快。”天津外國語大學國際傳媒學院副院長王濟軍，目前還在堅持做一線教師，在給學生講授新聞攝影課程的這些年，他體會到了學生學習知識的變化。
學生喜歡的好課首先是老師有魅力
王濟軍認為，在這個時代老師存在的意義是：學生在網上可能看到一點、兩點，涉獵的多是比較新穎、個別和孤立的知識。而老師去彌補這種網絡學習的不連續性和不系統性。
“老師要通過穿針引線，把學生那兒的‘珍珠’系統化地整合起來。”王濟軍說。
在教授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的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李征看來，“成為優秀的思政課教師，的確很不容易，綜合素質要非常高。”
多數的思政課理論條目多，教學起來相對僵化，課程本身就給李征帶來不小的挑戰。她記得，有一天，同學們甚至為此和她爭執起來：他們不喜歡馬克思恩格斯，討厭書本上各種僵硬的理論，“他們起勁地商量如何運用各種方法來對付這門‘無聊’的課程”。
有同學甚至對她說：“若不是看老師的面子，我們早就像其他班那樣愛去不去了。”但李征卻無法為這種“特別的面子”高興。“這一刻我突然明白，光動之以情是不夠的，還必須曉之以理。”
為了這個“理”，李征開始告訴學生，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不“高高在上”，不是心中只揣著“階級斗爭”和“人類解放”。她講到了馬克思下跳棋，恩格斯會馬術，講到他們的文藝品位等等。
“如果我們能從簡單化的臉譜轉向豐富生動的歷史面龐，就會使革命導師及其科學理論走下神壇，走進我們的生活。”李征說。
目前在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讀博五的蔣夢穎，與大學課堂“打交道”已經快10個年頭了。在學校，她最怕的就是“課本身沒意思，老師又講得昏昏欲睡”。
但求學這幾年，蔣夢穎還是遇見了幾位好老師。本科時，一個教“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的老師讓她對這門課的態度“反轉”。“本來以為自己不感興趣，但這個老師說話特別犀利、特別逗，只要老師講得好我還是樂意去上的。”
蔣夢穎對“好課”還有更多的認知：“當然不是每門課都能追求趣味性的，我大學時高等數學的老師都挺棒的，那類課誰也不會說有意思，但是不排除它是一門好課。”
蔣夢穎覺得，對大學老師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夠讓學生受益;其次是帶給學生的感覺，和藹可親，表達準確利索;最后則是趣味性。
讓肖炎念念不忘的，則是大二上學期選修的一門新制度經濟學。這門課的授課老師是中國頂尖的經濟學家周其仁，在課上，周其仁總是不斷啟發學生“問出點兒名堂來”。
周其仁要求學生課下把自己思考的問題發郵件給他。每周，他都會挑出最有意思的幾封，邀請發送者共進午餐。
肖炎第一次被選中參加這個大名鼎鼎的“學術午餐”時，激動而惶恐地發了一個朋友圈：“我要和周老師一起吃飯啦。”當如約坐在周其仁身邊時，肖炎的心立馬落地了。“周老師很親切，文章他都很認真地看了，他會把你寫的內容大致跟其他幾位同學介紹，讓大家一起參與討論。”這頓“學術午餐”，通常會吃3到4個小時。
肖炎發現，周其仁每學期都會更新講課的內容，有時候還會推翻去年講的東西。“周老師衣著很整潔，從細節上就能讓人感受到一個優秀的人應該是什么樣子的。”
師生互動教學相長可遇不可求?
現在的許多大學，課堂都有著不小的容量，甚至，三四百人同時就坐的大課也并不“新鮮”。
一個好的大學課堂應該是什么樣子?首先，人數不能“超負荷”。“如果讓我回憶最喜歡的課，我最先想到的是你能參與其中的，只是老師在上面講、我在下面聽的課，我一定回憶不到。”蔣夢穎說。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莊永志，現在開設了“非虛構寫作訓練”的課程。最初，他只想招10名學生，后來選課的人數“翻了倍”。他只好在課上明確地告訴同學：“想寫長作品的可以選，如果只是為了分數，最好別選。”
“一門優秀的課首先是能夠讓所有人參與，寓教于樂更佳。”林曦表示，在她曾經選修的一門志愿服務類的課上，每次老師都會設計小游戲，“看似普通的游戲，其實都有對應的點。”
王濟軍進一步提出，“好的課應該是教學相長的課”。同時帶兩個新聞班的攝影課，王濟軍看著學生們上交的片子，好幾次都不禁想到了自己年輕時候的故事，也受到了很多新的觸動。“學生們是在用心觀察，很多被我忽略的東西，在他們的片子里能看到，這對我也是一種啟發。”
為什么好課總是寥寥
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阮齊林看來，講授一門能收獲學生“好評”和“點贊”的課程，老師最起碼要做到三點：全面掌握這門課的“學問”;切中社會新的脈搏;講“需要講的東西”，同時還得“打到點子上”。
對于大學老師而言，教學和科研是繞不開的話題。這也就產生了部分人的“尷尬”——“教學好的老師可能科研不太強，科研強的老師有些真講起了課又不太像回事兒”。
個性簽名為“非典型大學老師”的常子冠在知乎上表示，自己更愿意把時間花在琢磨教學上。“應該說，課堂上獲得的成就感絕不是拿什么比賽的獎，發表幾篇沒人看的論文能相提并論的。”
但這個讓他能產生成就感的課堂，也存在著一些煩惱。相比于科研成果能為評職稱和年終考核加分，這個教學的產出卻總是“看不見摸不著”，無法具象化，“能量化的只有時間，把課時數填在年終總結里而已。”
復旦大學哲學系青年講師郁喆雋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科研壓力迫使青年教師在時間分配上以科研為先，“作為一名高校教師，每年都必須申報研究項目，在國內高校普遍‘重研輕教’的背景下，青年教師著力課堂教學缺乏制度性的保障。”
“在重科研輕教學的大環境中，偶爾會有單兵作戰的孤獨。盡管不是刻意為之，但仍感覺自己就是那只‘特立獨行’的豬。”常子冠在知乎上這樣寫道。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學生均為化名)
【考試點編輯：點點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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