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德慎罰”的立法指導思想

周初統治者注重從商朝敗亡的歷史經驗中汲取前車之鑒，認為天命是會改變的，天命總是歸于有德者，天意總是通過民意表達出來。從夏商時代的神權法思想，發展到對人的關注，提出“以德配天”的民本思想，并將“德”這一抽象的倫理道德準則落實到現實統治之中，形成了“敬天保民”的政治思想和“明德慎罰”的法律思 想。西周主張首先要用“德教”的辦法來治理國家，通過道德教化使天下人民臣服;同時在制定法律實施刑罰時應當寬緩謹慎，不應一味地用嚴刑重罰來迫使臣民服從。明德慎罰并非削弱刑罰，而是為了更有效、更準確地施用刑罰，防止因濫刑而激化矛盾。以明德慎罰取代天罰，具有更強烈的政治號召力和更廣泛的社會滲透 力，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西周形成了“禮”與“刑”結合的法制特色。

由夏商時期的專任刑罰，發展為注重德禮教化、慎用刑罰以及因時制宜地制定和適用刑事政策。這是古代法律思想史上的重大進步，為后世“德主刑輔”法律思想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呂刑

西周經成康之治后，至穆王時國勢漸衰，財政拮據。周穆王為革新政治，命司寇呂侯作《呂刑》。它應是西周中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具體內容已不可考。《尚書·呂刑》中記載了呂侯法律改革的情況，是根據西周官方檔案所整理的歷史文獻，其主要內容與穆王所處的時代背景相符，也符合周初以來一貫的刑法指導思想，因而可 據以剖析《呂刑》。

《呂刑》繼承并貫徹了周初明德慎罰的思想，以苗民無德濫刑遭受亡國絕祀的歷史教訓說明建立法度的重要性，強調必須以德教為本，用刑適中(“明于刑之中”)，提出懲罰與罪行相符(“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上下比罪”)，結合具體案情靈活處斷(“刑罰世輕世重”、“輕重諸罰有權”)、案情不能確定時從輕不從重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等審案原則，還規定了較為完整的收贖辦法，贖刑由此開始制度化。

三、九刑

九刑有兩種含義：一是指周朝制定的九篇刑書。《左傳》記載：“周有亂政，而作九刑。”《逸周書》中提到成王時有“刑書九篇”，可能西周中后期才有《九刑》之名。二是指西周的九種刑罰，即墨、劓、剩、宮、大辟五刑加上贖、鞭、撲、流等刑罰，合稱“九刑”。

四、周公制禮

所謂“禮”，是中國古代社會中長期存在的、維護血緣宗法關系和等級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則以及言行規范的總稱。禮最早是氏族社會祭祀鬼神的儀式，是人們自愿遵守的習慣，所謂“奉神人之事通謂之禮”。“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祭祀被認為是生活中頭等重要的大事。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氏族成員間的等級分化，禮所體現的 階級意志越來越顯著。原始狀態的禮逐漸由氏族時代的習慣演化而具有法的性質和作用，原來用以區別血緣關系親疏尊卑的禮，同時成了確定人們在社會中等級尊卑地位的法。

孔子云：“殷因于夏禮，其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其損益亦可知也。”說明“禮”在夏朝即已存在，商、周兩朝在前代禮制的基礎上都有所補充和發展。周公是西周初年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在武王死后的攝政期間，深切認識到禮的社會政治作用，因而在立國之初便進行了制禮活動，《左傳·文公十八年》有“先君周 公制禮”的記載。周公制禮是將夏商兩代的禮制加以折中損益，融合周族的禮制，制定了通行全國的較為全面系統化的周禮。通過制禮，周禮已成為指導國家運行的大法，即所謂禮典，規范調整著西周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周禮也是西周時期法律規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五、禮與刑的關系

周公制禮之后，西周禮制的內容和規模空前發展，對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起著重要的調整作用，上至國家政權組織制度，下至社會成員的衣食住行，都與禮密切相關，受到禮的嚴格制約，禮被認為是“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最主要規范，所謂“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雖然春秋戰國時期周 禮逐漸喪失了其規范社會的作用，但西周禮制的許多內容仍為后世儒家繼承和發揚，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并深刻影響著整個東方世界。

古代的禮有兩層含義：一是抽象的精神原則，二是具體的禮儀形式。作為抽象精神原則的禮，寓于具體的禮儀形式之中;具體的禮儀形式則以抽象的精神原則為指導。西周禮制之中，抽象的精神原則主要可歸納為“親親”與“尊尊”。所謂“親親”，是要求在家族范圍內，人人皆親其親，長其長，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夫義、婦聽，每個人都應按自己的身份行事，不能以下凌上，以疏壓親。而且，“親親父為首”，全體親族成員都應以父家長為中心。所謂“尊尊”，即要求在社會范圍內，君臣、上下、貴賤應該恪守名分，所有臣民皆應以君主為中心，即所謂“尊尊君為首”。在“親親”、“尊尊”兩大原則之下，又形成了“忠”、“孝”、 “節”、“義”等具體的精神規范。但比較而言，忠高于孝，國重于家。

西周時期的禮儀內容可分為五個方面，通稱為“五禮”，即吉禮、兇禮、軍禮、賓禮、嘉禮。吉禮是祭祀之禮，古人認為祭祀鬼神、祭祀祖先能給自己帶來福祉，故稱祭祀之禮為吉禮;兇禮是喪葬之禮;軍禮是行兵打仗之禮;賓禮是迎賓待客之禮;嘉禮是冠婚之禮。此外，還有“六禮”、“九禮”之說，劃分則更為詳細。

“禮” 與“刑”的關系幾乎貫穿中國古代法制史的始終，西周時期兩者的關系更為密切，可謂互為表里，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上古法制的完整體系。但是禮和刑的作用并不 相同，禮是要求人們自覺遵守的積極規范，側重于預防;刑則是對犯罪行為的制裁，側重于事后的處罰。正所謂“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禮強調道德教化，刑則著重懲罰鎮壓，道德教化不成，對于嚴重違禮的行為要使用刑罰鎮壓，即所謂“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里者也”。

另一方面，禮與刑的適用原則不同。《禮記·曲禮》中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體現的是西周宗法體制下的等級特權制度，也是后世法律的重要原則。所謂 “禮不下庶人”，是指庶人以下的人日日忙于生產勞動，不具備貴族的身份和禮所要求的物質條件，因而不可能按貴族的禮儀行事，禮也不是為他們設立的。但這絕 不意味著庶人可以不受禮的約束，任何越禮的行為都要受到懲罰，對庶人更是如此。所謂“刑不上大夫”，首先是指制定刑罰的目的主要不是針對貴族，而是防范和制裁庶人;其次是指貴族犯罪在適用刑罰上可以享有某些特權，一般犯罪能夠獲得寬宥。貴族的嚴重犯罪，制裁手段也可以放逐乃至賜死，但不在市朝行刑，以體現 貴族“可殺不可辱”，保持貴族的尊嚴。

六、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是一種以血緣為紐帶，家族組織與國家政權相結合，以維護貴族世襲統治的制度。宗法制度由氏族社會的父家長制發展而來，西周初年為保證周族家天下的穩固，實行“封邦建國”的分封制而逐漸形成。周天子對王畿之外的土地實行“授民授疆土”，即把土地、人民封賜給各級諸侯，各級諸侯又把自己封國內的部分土地 封賜給卿大夫，卿大夫再把自己采邑內的部分土地給其臣屬(即，“士”)，這樣層層分封，形成了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間嚴密的等級結構。分封主要以父親的直系血緣關系為依據，由此構成了以周天子為中心的家天下的宗法制度。